谁在动摇正义的根基？


    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人们有所了解，尽管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顽强斗争中，鉴于一定时期内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薄弱的不利形势，暂时采取了一系列以时间换空间的“和平”策略，并以事实证明这种远见卓识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但是西方主流学者们，矢口不提法德等国在战争前期的绥靖政策，竟然把斯大林描绘成一种比西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十恶不赦的罪人，似乎发起、唆使和纵容二次大战的全部或主要过错在于苏联，似乎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斯大林，这是一种多么阴暗、多么荒唐、多么恶毒的政治图谋和文化伎俩！

    但是终于，苏联在西方长期不懈的全方位冷战中訇然倒塌。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二十世纪末，资本主义和新兴帝国势力，朝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目标推进，人们于是看到了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令世人惊愕的必然事件。事件的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包括这些事件在内的短暂历史中，人们可以更加惊奇地发现，所有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团政治行为，所有基于法律和主权约束下的国家暴力机器，所有维护民族权益的人类解放运动，都被前所未有地妖魔化、邪恶化和恐怖化。其实这类手法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新思维或新理念，因为还在东西阵营分化之初，这种“新思维或新理念”也就应运而生，并始终伴随着硬实力的增长而增长。一个强大的苏联，某种意义上正是直接倒在了掌控这一“新思维或新理念”的巨大魔爪之中。

    正当人们从米洛舍维奇之死、从阿拉法特之死、从萨达姆之死，来深刻反思人类的普遍正义的“死活”之时，人们更为惊异地看到，在曾为全世界庄重注目、曾让各国元首肃穆一堂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刚过两年，曾经坚定挑战人类邪恶的俄罗斯突然变成了孤独而垂暮的“老人”，就象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般，在悲愤中独自迎来了二战胜利六十二周年的纪念日。这种悲愤不在于它的孤独，而是对于西方掀起的一轮拆除苏军纪念碑----毁弃纪念数千万牺牲的二战勇士的正义标志----这类藐视、侮辱和亵渎人类进步事业之暗流的义愤填膺。苏军纪念碑作为普遍正义的重要象征，其意义丝毫也不亚于朝鲜耸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碑。正义的颠覆关键不是对于死难英雄的背叛，而是关系到人类应对新的灾难时，正义事业必将面临的沉重代价，预示着所要经历的更大曲折。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联想到亚洲存在的同一态势。二战时的日本，是个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军国。直到如今，它公然祭奠着二战时双手沾满人类鲜血的各类战犯，依然千方百计地试图为军国主义摇幡招魂，仍然不遗余力地篡改和淡化罪恶累累的侵略历史。如果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不幸遵循这一逻辑，那么必将陷于邪恶战争的灾难轮回和无限毁灭之中，世界和谐与大同之路还十分凶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内丧失是非和正义标准、坚持荒唐和舶来逻辑的也不乏人在。有人不仅希望“改写”包括二战在内的中华民族战争史，并且总想“修正”国内革命史。按照这种“新思维或新理念”，那么接下来，必然要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方面，对工农群众的历史地位、对工农政党的政治属性、对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普遍正义和理想信念等，进行所谓新一轮的理性“反思”。

    这种反正义的趋势值得警惕！